[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人民网直播访谈。我们都知道1月8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35周年的日子。为了缅怀我们领袖的丰功伟绩，我们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老师，和我们一起缅怀周总理。今天请到了周老师，能让我们今天纪念周总理的活动别有一番滋味。周老师先和我们网友打个招呼。

　　[周秉和]:各位网友，大家好，我叫周秉和。本来跟我说好的是上午10点钟搞这个交流，可是路上堵车，我来晚了，有点对不起大家。

　　[周秉和]: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今年60岁，北京出生，从小到大是在北京上的学，中学上的是35中，上到初二的时候就“文革”了，后来我们这些老三届就都上山下乡，我是在延安插队。插队这三年半没在北京，其他时间基本都在北京。1972年回北京上学以后，毕业以后又工作，一直到现在，基本就没有离开北京，就算是老北京了。

　　[周秉和]:其他情况咱们一会儿再聊。

　　周恩来邓颖超为周秉和起名 寓意“主张和平”

　　[主持人]:周老师的名字听说是周总理给您起的。您的兄弟姐妹有六个人，都是“秉”字辈的，您的姐姐、哥哥，还有妹妹，您的名字“秉和”，为什么周总理会给你起一个“和”字?

　　[周秉和]:中国人过去古时候到清朝的时候，都有好几个名字，起码有两个名字。你有个名，有个字。比如总理在他们一奶同胞的兄弟三个里面，总理是老大。总理就叫做周恩来，字翔宇。我还有一个二伯父，他的名字叫周恩溥，字博宇，我父亲是老三，叫周恩寿，字同宇。老叫周恩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周恩来，为了避免大家都在说，他就叫周同宇，这样能够好一点，随便一些。

　　[主持人]:您的名字当时为什么周总理给您这样起的?

　　[周秉和]:我的名字是按照我们家祖上往下传的，到我这一辈应该叫周尔什么。反正给我们规定的，我们这一辈就叫周尔什么，是名是字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其他的堂的、叔伯的兄弟都叫“周尔”什么，可是到了我父亲、我母亲自己家里面，当时生我大姐周秉德的时候是三几年，那时候是在哈尔滨，我大姐是在哈尔滨出生的，她出生的时候，我父亲和外界联系得少，怎么想起用的秉字，我也不太清楚。“秉”的意思，应该算是个动词，秉持公道、正义，是持有的意思，秉烛夜读之类的，是“拿着”的意思，主张什么。

　　[周秉和]:从我大姐开始叫周秉德，可能就是希望她做个有道德的人吧，秉持公道。既然她有了秉德了，后面我们顺着来就都叫“秉”了。我哥哥叫“周秉钧”三姐叫周秉宜，四哥是周秉华，他们叫“秉”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这个“和”，当时是历史环境，背景是正好是1951年，我是1951年11月份生人，当时是1950年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

　　[周秉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是1950年10月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这样我们从10月份志愿军开始打起来，打到第二年，1951年7月份，那时候打了五个战役，开始美国人受不了了，说要和我们谈一谈，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和美国人接触谈判，但是那个谈判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一直到1953年才正式签订了停战协议。

　　[周秉和]:我这个正好是开始和美国人谈判的时候，又打又谈的时候，正好是7月份开始谈的，我11月份生的。所以，共产党政府，咱们国家是主张要和平的，我们不愿打仗。我们还是主张和平的。总理和我伯母就给我起名叫“秉和”，“和”的意思就是和平的意思。人叫“秉和”，小名叫“平”，大名叫“和”，小名叫平，这样就是和平。

　　周秉和：每年1月8日都相聚缅怀周总理 35年从未间断

　　[主持人]: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全国很多网友都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怀念周总理，追忆周总理，但是每年这个时候，作为周总理的亲人，你们会用什么方式表达你们的纪念呢?

　　[周秉和]:从总理去世的一年以后，就是第二年的1月8号，也就是1977年1月8日，那时“四人帮”已经垮台了。我们兄弟姐妹，还有总理身边过去的工作人员，生前的工作人员，他的一些老部下，曾经总理住在中南海西花厅，曾经在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孩子，组织这么一个松散的，一到1月8号大家就聚一下。因为总理骨灰都撒了，我们到哪里祭拜、怀念呢?就是到英雄纪念碑，到那里去给他献花，寄托我们的哀思。

　　[周秉和]:后来过了几年，毛主席纪念堂盖好了。毛主席纪念堂里面，除了有毛主席供大家瞻仰，在二楼当时还建了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和朱老总的纪念室，这个室大概面积有100多不到200平米，每人都有一个，中间有一个汉白玉的半胸雕像，大概有2.5米高，加上底座。毛主席纪念堂盖好以后，有了纪念室，我们都改到纪念室，1月8号天气也比较冷，后来纪念碑也放进去，这样我们就改在毛主席纪念堂里面的总理纪念室，献花、鞠躬，大家发表一些回忆录，老同志讲讲过去，每年都有，一年都不断，35年了，每年1月8号我们都集中，只不过一开始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后来改在毛主席纪念堂里面的周恩来纪念室。

　　[主持人]:现在每年缅怀周总理的人是由什么样的人群组成的?

　　[周秉和]:主要是三部分：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现在越来越老了，总理都去世35周年了，有些老同志已经不在了，有些身体很不好，这部分人就逐渐少了，但是他们的孩子、下一代，这些下一代自称他们是西花厅的儿女，因为很多人小时候都跟着父母住在西花厅。

　　[主持人]:他们也和你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周秉和]: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玩，有的大点的，有的小点的，互相也都比较熟悉。这些人每年1月8号肯定要集中一下。

　　[主持人]:很多网友说，周总理死后的骨灰撒向大海了，没有一个固定的纪念他的地方。换句话说，我们的网友在哪都可以纪念周总理，周总理的骨灰其实是遍布我们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周秉和]:应该说，总理在人民心目中就有丰碑，人们在心里面也树立了一个丰碑，人们完全可以在心里面怀念他，也可以发表一些文章，也可以写一些回忆录，也可以写一些感慨。有很多上山下乡的老知青，在总理诞辰110周年的时候，也就是2008年，我们知识青年专门出了一本书叫《知青心中的周恩来》，里面有老知识青年的先进的领头人，都在写文章、回忆录，在那边发表文章怀念周恩来。

　　周秉和：周总理的许多故事连亲属们都不知道

　　[主持人]:周总理离我们远去35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过去一代，包括我们这一代，包括“90后”的小孩，他们回忆起周总理的时候，都还有之前的那种感动，之前的那份敬仰。您觉得这种现象主要是源于什么?

　　[周秉和]: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我们现在提出的对周恩来总理应该怎么纪念他?应该不断地研究他，深入地研究他，学习他，还希望把他的精神往下一代，往后传承。

　　[周秉和]:总理生前不让大家宣传他，他非常谦虚、谨慎。所以，很多过去他的事情，在他生前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些家属，我们也都不了解，他不让说。很多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他也不说，他去世以后，不用打听了，既然他已经不在了，他就管不了别人去宣传他了，很多和他有过接触的，了解他的，有很多总理感人的事情，他们都知道的，从领导人，很多中央领导人，到他身边的人，到和他接触过的普通老百姓，都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都在写文章，发表回忆录。这样，我才知道，原来总理这一生有那么多的故事都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的，有那么多的优秀品质都是从别人嘴里我们才听到的。

　　[周秉和]:这些故事不仅是我们这些亲属以前不知道，我们很受震动，很受感动，而且这些故事也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大家都对总理有非常高的评价。因为总理在人们心中有崇高的威望，这些老一代的人肯定会把对总理的崇敬之情、爱戴之心，他的故事，要给他们后代说，后代也受感染。

　　[周秉和]: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有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的组织，自己搞的群众团体，包括很多年轻人，现在交通大学、北方交大，有青年人对周总理的研究会。全国各地都有很多这样的单位。

　　[主持人]:在那个时候，可能你们虽然是他的亲人，知道他平时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上的事，还远不如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得多。

　　[周秉和]:没错。小时候也不懂事，就知道他是我们的伯父，我们叫伯伯，也没有认为他是总理，小时候也不懂。

　　[主持人]:小时候有没有觉得伯父是总理，去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照顾。

　　[周秉和]:那是逐步逐步懂事以后，这才感觉，总理在人们心目中有那么高的威望，自己感觉反正挺幸福的，心里面觉得挺光彩的。但是，也知道，他出去也不让我们说这种关系，说了会挨批评的，你拿这个出去炫耀，拿着这个和单位、组织伸手要照顾，那是坚决不让的。从小就跟我们说，别以为你是总理的亲戚，你们就是普通群众，一定要把自己当成普通群众。

　　[主持人]:而且我们都知道，总理自己没有小孩，可能你们姊妹六个人，也许就视为他最亲的孩子，而且你们在平时生活中，他也要求你们过走到哪不许搞特殊，走到哪不许伸手，不许显示出自己比别人的与众不同。但是可能那时候的小孩不懂事，我伯父就是总理，我怎么怎么着，兄弟姊妹中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周秉和]:我们从小就受这种教育，而且很多小学、中学同学也都知道这种关系，大家也没这么想。同学之间互相没有什么。就有一个同学在中学的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非要跟我握手，我说你跟我握手干什么，他说你这是跟总理握过手的手。也表达他这样一个心情。这样的事不是很多。

　　周秉和谈知青经历　和全国青年一样上山下乡

　　[主持人]:刚才从您自己介绍从小到大的经历，我知道您小时候有一个心愿是想当兵，但是后来又下乡插队了，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过程是怎么转变的?

　　[周秉和]:从小大家特别热爱解放军，我们50年代出生的这些人，觉得当了战士，当了解放军战士，那是很光荣的事，非常羡慕。那个时候，如果有机会都愿意去当兵。当然，我哥哥高中毕业该考大学的时候，是在1961年，总理那时候说，可能那个时候和台湾关系比较紧张，蒋介石那个时候说要反攻大陆，我们那时候，1961年还是比较困难的时期，把很多进了城的农村人要回到农村去，因为城市里面很紧张，供应很困难，农村就很缺少劳动力，那个时候，咱们国家有那么一个政策，就是希望从城里面多招一些兵，农村尽量少招兵，让他们安心多留点劳动力。这是中国当时的情况。

　　[周秉和]:后来总理就带头，很多人就跟着。总理带头，总理自己没有孩子，只能劝他的侄子。

　　[主持人]:因为伯父是总理，反倒没有受到特殊的优待，还得带头。

　　[周秉和]:那时候没有要求上山下乡，那时候就要求参军，我哥哥正准备考大学的时候，总理就动员他去参军，那是二哥周秉钧。他去参军的时候，我十来岁，那时候小孩也不懂事，我拿一个漱口的缸子，拿着毛巾，跟着我哥哥走，跟着我哥哥当兵去，那时候不懂事，十来岁的孩子，那是不可能的事。跟到兵站准备接走的地方，那时候给劝回来了，继续上学，那时候就想当兵。

　　[周秉和]:后来到了1968年，我应该是17岁了，我年龄也不够，所以那时候我没有当得了兵。另外，我父亲正好也受审查，所以，我们只能走上山下乡这条路。

　　[主持人]:后来因为上山下乡回来以后，您自己办了一个知青网，其实也就是为了给所有当时的知青一个说话的地儿，是吗?

　　[周秉和]:应该是这样。就是让大家交流。当然，我们中国现在所组织的知青网都有上百个，就是这种知青论坛、知青网，给大家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可以写文章，也可以写诗，也可以发表你的作品：绘画、摄影，都可以，互相交流，找人。人上了岁数，年轻的时候记得不是很多了，人上了岁数就有这样一个特点，生理也有这个特点，总愿意回忆回忆过去的事，可是过去的事，哪个事对我们印象最深?就是上山下乡这一段印象最深。

　　[周秉和]:当时我上山下乡也是得到了我伯父和伯母的支持。1968年我妹妹周秉建15岁，坚决要求到内蒙古放羊去。到了年底，后来我们同学有陆陆续续到山西插队的，1968年底，毛主席发表了一个指示，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各地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

　　[主持人]:那时候有没有动过念头，就说我是总理的亲人，能不能给我特殊的优待，我想去当兵，我想去上学。

　　[周秉和]:根本没想，总理向来对自己严格，对家属也是很严格的。我父亲被看押了大概7年多，将近8年。那个时候我父亲都被抓走了，我们还讲什么啊?而且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不要想沾光，不要搞特殊化。

　　[主持人]:这是周总理从小就这样教育你们的。

　　[周秉和]:对。所以，到上山下乡的时候，根本连想都没想，你只能上山下乡。当时，整个“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概1700万左右，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孩子，尤其“文革”刚开始，有老三届，实际上是六届人，从初一到高三，六届的学生，国家那几年攒了好几百万的学生，国家当时困难，单位也不招工，部队能去的是少数。所以，这些人就没有出路，怎么办?正好那时候，1966年、1967年有些串联的红卫兵，当时就徒步串联，所以走到很多偏僻农村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农村很落后，我们有责任帮助国家解决困难，我们到那里去种地，这里面有这样一些比较先进的分子，比较积极的分子，他们先挑头儿开始上山下乡。后来，可能是国家看到这起码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就请示主席发表指示，这样基本上，当时的各界毕业生，起的名字叫知识青年，这个名字还挺好听，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这么一条出路，没有其他出路。北京和全国，北京上哪?到东北的最多，大概有几十万。到山西的有一大部分。内蒙古有农区、有牧区，还有兵团这样三部分。还有到云南牧场的，这是咱们北京分的。至于到陕北延安，我去的是这个地方，只有在延安地区，才有我们北京知识青年，而且只有北京知识青年，没有其他地方的知识青年来，我们这部分人大概是2.7万多人，分成多少趟火车，从1969年1月份到2月份之间，一个一个专列，然后就往陕北拉。

　　[主持人]:延安那个地方也是对您感情非常深厚的地方。

　　[周秉和]:那个时候觉得生活实在是太苦了，人们都吃不饱，收入也很低，产量也低。也就是说，我们每年的口粮是不够吃的，农民会调剂，就是把各种杂粮，甚至压出的麸子、糠，过去说吃糠咽菜，1969年的时候我是看到了，人们都吃不饱。

　　[主持人]:您刚才说延安的只有北京的孩子去，去那的可能家里都有背景?

　　[周秉和]:一般来说，家里不是普通的群众家庭，如果说是干部，甚至高干的家庭，也都是有点受冲击，也都不大行。

　　[主持人]:所以，谁去那都是一样的。

　　[周秉和]:当时邓小平的女儿在那儿待了一年，后来转走了。邓拓的女儿，肯定那时候只能上山下乡，邓拓是原来的北京老市委书记，王岐山和我是一个学校，我们都在一个公社。但是当时他们也是受冲击，也是靠边站的。

　　周秉和忆小时候在西花厅与伯父一起生活的日子

　　[主持人]:听说您还写书了，总理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您姊妹六个人写了一本书。

　　[周秉和]:叫《亲情西花厅——我们心中的伯父伯母》

　　[主持人]: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周秉和]:主要是讲和总理在一起所受的教育，总理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培养。我们印象最深的肯定就是总理既和蔼可亲，既对我们关心又对我们要求严格。

　　[主持人]:小的时候能见到伯父的机会多吗?

　　[周秉和]:我的两个姐姐平时有时候上学期间经常住在中南海西花厅。我小时候比较小，就在父母身边。我听说我小时候得过一个病，就是天气热，脑袋后面长了很多疮，当时家住在小胡同里面，比较热，西花厅的院里面比较凉快，那时候为了解暑，就给我放到了中南海里面。其他时间都是从小在休息的时间，礼拜天或者过年过节，有时候和大人一块就到西花厅去看二位老人。可是看二位老人，当时我哥哥、姐姐比较大，他们经常和父母一块陪着总理和伯母一块聊天，我小，我就知道玩，和大人打完招呼自己就出去玩去了。所以，小时候就认为他是我的伯父，等了一会儿就回来吃饭了，该吃饭的时候吃饭，其他时候就出去玩去了。没有想，总理是大家心中那么敬重、那么爱戴他，那时候感觉就是亲人的爱。因为从小总理也抱着我们，再大点抱不动了就拉着手，出去照相之类的，感觉都是亲人，没有往这儿想。

　　[周秉和]:后来大了点了，上中学了，知道了，那时候懂了，就应该和大人多亲近点，给老人多点安慰，多聊会儿天，因为他平时工作很紧张，能够出来和我们聊天他是一种放松、一种休息、一种调解。等懂了吧，就到了“文革”，“文革”的时候别想和他去聊天了，那是不可能的，总理一天到晚太忙了，不可能还能坐下来和你聊天。但是如果有重大的事情，比如我插队回来反映知识青年的情况，大家在农村不安心，生活很艰苦，也没人管，延安地区生活很落后，这些问题你要反映的时候，总理就非常认真地听了，那就直接听了，就抽出时间来专门要听我的汇报。

　　[主持人]:到了晚年，可能见他的机会越都是这种工作上的机会吧。

　　[周秉和]:其他时间也去，有时候他回来吃中饭或者吃晚饭，就是吃饭的那一会儿，还不断有人过来请示、汇报一些问题，他就一边吃、一边解决。可以说上厕所他都在处理问题。

　　[主持人]:总理的繁忙，早已深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周秉和]: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见他一面，聊不了几句，他又走了。

　　周秉和：周总理病情曾属国家机密 不能探视只能打电话

　　[主持人]:在总理晚年病重期间，您那时候多大?

　　[周秉和]:他去世的时候，我是24岁。

　　[主持人]:那时候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周秉和]:我在插队期间回来汇报过陕北的情况，1972年回来以后就回到北京上大学，上学期间，那时候回来以后也很少能够跟他一起长谈，但是也聊过天，但是不是很长。有时候能见到他，有时候都见不到，那就到西花厅见见伯母。

　　[周秉和]:到了1974年，他就生病住院了，不得不住院，其实1972年我回来上学的时候，已经发现总理的癌细胞了，但是他一直坚持。

　　[主持人]:那时候是瞒着亲人吗?

　　[周秉和]:周总理的病情在全国对外来说是一个机密的事，是不能说。我们不知道。都是谁知道呢?就是中央领导，高层领导，身边的人，还有专门给他治病的那些医护人员。

　　[周秉和]:我们都不知道。不让说。这都是纪律。而且当时想见他也见不到。上医院去陪护他的，只有他的身边工作人员，还有我的伯母每天或者经常到305院陪他坐一会儿。还有就是一些领导干部要找他请示一些问题，有时候在他那里开个会，有时候找他请示问题。但是这些请示问题，所有这些要去的人都要经过中央当时我听说有一个周恩来医疗领导小组，大概五个人组成，里面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好象还有张春桥和王洪文，经他们批准，才能探视他，亲人都不让去，只有伯母去，不可能去见，得经过中央五人小组，你有多少事啊，总理病着呢，你打个电话也可以，所以我们都和病中的伯父通过电话，我的妹妹秉建在周恩来那个电影里面，曾经有一个周秉建和她的伯父周恩来通电话的场景。

　　[周秉和]:其实我也通了，但是我觉得我挺可惜的，我这人不自觉，拿起电话老爱自己说，我的伯父在那听，等我想起来，多听听我的伯父说吧，可是说了好长时间了。伯母在旁边说了，你伯伯现在是病人，他手拿着话筒时间长了会很累的，拿不住的，你别说那么长时间，得，我就赶紧挂了，一想这样，别让我的伯伯老拿着话筒，没听伯伯说多少句，我觉得挺可惜的。

　　[主持人]:从这个细节也看出来，总理对你们真是特别关爱，总是愿意听你们说一些你们生活中的感受。

　　[周秉和]:1975年有那么几次，他回到了西花厅，只是回去待一会儿，还得回到医院，他最后一次回西花厅是1975年6月份。得知总理要回到西花厅来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我的伯母就知道我们都很关心他，可是又觉得我们有的上班、有的上学，我伯母就通知了我大姐秉德，就说你和弟弟妹妹，如果在北京的，如果没有上学、没有上班的，可以抽时间到这儿赶紧过来一下，见见你们的伯伯。当时我姐姐嫁给了沈家，沈家有急事，我在上学，我三姐在工作，我妹妹也不在北京，只有我的四弟周秉华，他在北京上着班呢，正好他那天休息，也就他有幸最后一次到了西花厅，见到了伯伯，聊了一会儿。他挺荣幸的。我们其他人还认为，当时没觉得这有多大损失，就觉得因为我们伯伯身体很好，不会出不来了，总觉得他的身体多少次，他一生当中遇到多少次险，也得过很多的病，长征时期，我们都觉得，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就觉得他能出来。后来总理去世，我们才觉得，那是最后一次。

　　[主持人]:对你们来说也很震惊，这样一个铁人、巨人，一下就没有了。

　　[周秉和]:想不到，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主持人]:在您小时候，通过您对伯父的接触，包括你们姊妹六个人，就您的观察，总理平时生活、工作当中有什么不同吗?您刚才说，总理在吃饭的时候也在签文件，上厕所也在签文件。

　　[周秉和]:他的其他工作我看不着，国家的那种大事，他不会带我们。包括有时候疗养，他也不能带。他说我这个疗养是国家待遇，国家给我的待遇，没有你们的份儿，你们不能享受。

　　[主持人]:当时小的这种照顾都没有享受到。

　　[周秉和]:没有。但是真正家里生活有困难，家里孩子比较多，父母工资不是很高，总理说也不要给国家添累赘，从我的伯父和伯母工资里面往外拿，他每月的工资都要资助我们家，还有我们其他的亲戚，我们周家是一个大家族，光周姓，我父亲和他是亲兄弟，但还有很多叔伯兄弟，还有叔伯兄弟的孩子，这加起来有那么好几十口。总理对所有的这些人都是一视同仁，不是说你们周秉和、周秉德是我的亲的侄子，那是远房侄子，你们近，他远，总理是一碗水端平，对所有人都很好。包括他对全国的孩子都好。所以对我们周姓家的孩子，一个是要求严格，一个是对大家一视同仁，都很亲切，都很关心，谁家有困难都要管。只不过他实在太忙了，我们家的事基本上他拜托给我的伯母邓颖超负责，因为他对伯母太放心了，他认为伯母能够当好管家，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有什么问题，让伯母来处理。大事恐怕还得请示他，比如我哥哥当兵的事，他得亲自谈，我要上山下乡了，他亲自给我交代，回来汇报情况，他要亲自听我说。

　　[主持人]: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总理，包括和您伯母，他们两个每个月的收入基本上都是用来支出家里的费用。

　　[周秉和]:有家里的，还有同事的，还有一些烈士子女，就是困难的。

　　[主持人]:包括亲朋好友的，还有烈士的，他都照顾。

　　[周秉和]:所以他每个月也留不下多少钱，每次一点一点的，当时攒到五千了，他就必须要上缴了，上缴党费，但是次数不是很多，其余的钱基本都给这些人用了。

　　[主持人]:平时他的一些积蓄，包括请同事、领导、下属吃饭，从来都是自己掏腰包

　　[周秉和]:但是紧张的时候，要求我们带粮票，因为总理的粮食供应那时候也是30来斤，你们是没有赶上，我们小时候都是要用粮票的，粮票一直用到80年代初。你没有粮票，怎么吃饭呢?国家不给你供应粮食。不是上街就能买的。

　　周秉和：总理曾希望自己学水利 未能如其所愿深感愧疚

　　[主持人]:您伯父和伯母两个人的交往过程中，您可能和伯母接触的时间比较长(相对来说)，他们两人的教育方式有什么不同?

　　[周秉和]:教育方式都是一样的，都是对我们很关心的。只不过刚才我讲了，重要的事情，总理亲自处理，其他的事情，伯母看着就处理了。

　　[周秉和]:我一上学，一回北京上清华，总理见我头一句话就说，你这是不是走后门啊，是不是搞特殊化来的，我说我这不是，我说我这是贫下中农，当下贫下中农推荐，领导要审查，最后学校给我接收，我是正儿八经的。他还不是很相信，他愿意相信，如果是正规的，他还是挺高兴的，我伯母特别高兴，那时候政治关系比较缓和，我伯母也挺高兴的，总理也很高兴，可是还带个问号。

　　[周秉和]:他就在1973年陪着越南领导人访问延安，这是他离开延安20多年头一次回延安，也是最后一次，专门找我们当地的群众打听，说周秉和是不是走后门上的大学?老百姓都说不是不是，这样他就放心了。他说，要是让他大学毕业以后还回延安，参加延安建设，欢迎吗?老百姓都说欢迎啊。回北京第一句话就说，我到延安了解你的情况了，我也问了，当地老百姓说等着你回去参加建设呢!这个时候他跟我提出了，你要回延安，参加延安建设，你学的是电子工程，那块恐怕用不上，水利还是应该用上的，他说清华的水利还是不错的，要不然给你调到水利系，我说我都上学一段时间了，不大好改，我当时不懂，那时候以为电子工程是比较高级专业。

　　[主持人]:觉得电子工程还是比较冷的专业，新兴的，不像现在这么热。

　　[周秉和]:很前锋的一个产业、一个专业。水利，我觉得用不着。因为我在农村打过坝，搞农村的小水利。谁知道现在水利应该是挺好的一个事，我当时也不懂，也没人给我指点。

　　[主持人]:总理对您提出的建议，可能在您自己看来还不理解。

　　[周秉和]:我还不理解，我还不乐意。因为他后来念叨过，他说这个还得跟你们学校领导打招呼，反而又搞特殊化，就说算了吧。然后到了1975年，我1975年以后毕业，离总理去世没几天了。总理也顾不上了。我那时候也感觉，已经开始批判邓小平了，我感觉政治风气挺压抑的，我再回到陕北农村去，这边闹起来了，怎么办?那时候我没有觉悟认为“四人帮”还有垮台的那一天，我哪懂啊，因为他们那时候也影射批判周恩来。我感觉还是挺危险的。我父亲当时回家时间不长，刚放出来得了中风，半身不遂，我还得在家里伺候老人，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走。现在觉得挺对不起总理对我的要求的，他是希望我再回去参加建设，也是一个心愿，可是我当时没有做到。

　　[主持人]:今天想想您成立了知青网，把很多过去的知青聚集在一起，为了推动各个地方的建设，不仅仅是知青网上能够做一些找人或者是联系在一起举行座谈会，做什么活动，可能还有更多的作用。

　　[周秉和]:当然我们的工作做得也不是太好，有些网站做得比我们还要生动、还要有意思。我们怕犯错误，我们搞得比较规矩，不是很活跃。有的人什么都往网上贴，我们觉得内容不太好的，我们有时候就把它“沉底”了。

　　[主持人]:作为总理的后代，办这个知青网有一份责任感。

　　[周秉和]:我们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虽然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小民间的、小知青的、小群众的一个小圈子，但是我们还是受党教育那么多年，觉得还是应该和中央保持一致，哪怕个人也是。

　　[主持人]:可能也正是因为你们这种特殊的身份，才使知青网所有办的活动能够具有一番不一样的意义。

　　[周秉和]:我们请我们的领头人、知青先进分子邢燕子做总顾问，我有这个认识了，就让邢大姐做我们的总顾问，因为邢大姐五次见毛主席，十三次见总理。总理也是经常接见侯隽，董加耕也是毛主席过生日的时候，一边一个，给他们夹菜，毛主席有一年过生日的时候。董加耕是我们的特别顾问，侯隽是我们的名誉理事长。

　　[主持人]:节目最后，2011年是建党90周年，希望这块红色的阵地能够继续发挥好作用，能够给我们传播更多、宣传更多总理，甚至更多伟人的先进事迹，让我们去学习，让我们去敬仰。

　　[周秉和]:我还想再讲一个事。我插队两年以后，当时部队招兵，我专门去和招兵的人说了，我说我父亲受审查，我这儿等当吗?后来说，先检查身体，一检查身体，在我们村里，好象身体就我合格，有的身体壮，近视眼也不要，有的色盲，没有办法，看着都比我身体好，我这样没有什么挺魁梧身材的倒没毛病。人家说，听说你哥哥是飞行员，也没有停飞，一般家里出点问题，肯定不让飞了，你哥哥不是还飞着呢吗?说明还是可以的。这样就让我去当兵，跑到新疆去当兵，当时不知道上哪，一看给戴着帽子，觉得近不了，全是卷毛的帽子，肯定是冷地方，没想到是在新疆的喀什，在那当的挺好的，我觉得这回有出路了，因为当兵就有出路了，你如果说是复员、转业，国家给你安排工作，如果你在里面提干，你就在部队干下去了，那就有工资了，就有收入了，不像在农村一天挣那么几分钱，口粮钱还不够，还得从家里倒贴，而且劳动量也大。

　　[周秉和]:部队就没那么多事，练练操，打打枪，我觉得对于我们城里兵来说那是很轻松的事。下午政治学习上发发言，拿着报纸念就差不多了，都可以，很轻松的。可是当时我就给中南海写信了，我说我当兵了，当时他们还资助我点费用(每个月)，因为生活费用不够。这样，我就写了一个信给中南海，就说我已经当兵了，不用再给我汇款了，我当兵挺好，在部队好好锻炼自己吧。没想到，我的伯母就说让我做好准备，我伯父咨询了一下我们国家的征兵政策，我父亲受审查，还是不能当兵，我这儿不能当。这样让我做好思想准备。这个时候我就自己有点懵，你还得回去，你不写也不行，你经常得汇报情况，迟早得写，好容易出来了又回去继续当农民，继续种地去，又从天上回到地上去了。所以，当时也没有思想准备。可是我知道，这个肯定跑也跑不了，只能老老实实回去，很快不久部队就把我送回农村了，又送回陕北延安去了，而且那时候我听说，我妹妹也正好在内蒙放羊，也同期当的兵，也是三个月以后又送回大草原，又去放羊去了。这就是总理对自己、对亲属要求严格的一点。

　　[周秉和]:另外，我后来也想，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周总理是负责具体执行的，每年都要有上山下乡，从1968年、1969年开始，后来到1978年，还有少数上山下乡的，上农村的，那时候只有这样一条路，国家招兵，当兵很少，那是极少数。所以，总理要执行这个政策，他的亲属待了两年，我妹妹三年，都跑了，那时候正是上山下乡如火如荼，最大部分去的人，可能也有这一点，我自己也瞎猜，这样我们又回农村，他再鼓励别的人继续上山下乡，毛主席号召了，有号召力。

　　[主持人]:听您讲了这个细节，我感受到，不管是在农村插队，还是去喀什当兵，您的这种人生规划和所面临到的困难和担忧都是一个普通老百姓面对的，不像是一个家里亲戚就是总理这样一个身份的人。正是一位这样平凡而又伟大的总理才能教育出像你们这样平凡而又和蔼可亲的子女。

　　[主持人]:感谢周老师今天作客人民网，希望您每年这个时候都能过来和我们谈一谈，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对总理的怀念。

　　[周秉和]:按照伯父的要求做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