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形象素有“一棵树、一杯酒、一栋楼”之说，其中“一栋楼”就是家喻户晓的以遵义会议会址为主要代表的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然而，贵州不仅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之地”，还是党和红军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的重要之地。
回顾90年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贵州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分子，他们和红军鱼水情深，共同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战胜千难万险，为壮大革命力量、扩大革命影响、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
红色资源丰富厚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三线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毕节试验区……贵州不愧为一片红色的土地，红色文化资源高度富集。特别是贵州人民在党的感召和引领下，与红军并肩战斗，凝结了弥足珍贵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
各级党组织遍地开花。贵州境内先后建立了中共黔桂边委、中共黔东工委、中共贵州省工委、中共遵义县委、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等地方党的组织。中共贵州省工委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一级地下党的领导机构，为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等重大战役中赢得主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
苏维埃政权星罗棋布。红军在贵州转战千里，先后在贵州68个县（市、区）开展革命活动，相继在滇黔桂边区、黔东地区、黔北地区和黔西北地区开展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建立了黔桂边革命委员会、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桐梓县苏维埃政府、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等政权组织。
红军大转战薪火相传。1930年至1936年间，红七军，红八军，红三军，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6支红军主力先后转战贵州，时间跨度达7年，历时累计21个月之久。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其中中央红军长征历时367天，在贵州转战的时间占中央红军长征的三分之一。
革命队伍如雨后春笋。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先后组建了红军黔桂省边独立营、黔东独立师、红军黔北游击队、红军遵湄绥游击队、红军赤合游击队、贵州抗日救国军等武装力量，积极配合红军作战，牵制了国民党和地方军阀军队，保卫了苏维埃政权，捍卫了土地革命胜利成果。
崇高使命广聚英才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力的源泉，崇高的使命对党员提出了崇高的要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贵州不仅为党输送了邓恩铭、周逸群、王若飞等优秀党员，还孕育了一大批默默无闻的地下党员。在省工委的历史上，黄大陆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公开身份为国民党军少将、牺牲时年仅37岁的他，和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的林青烈士，以及践行人生当如蜡烛、在给予人们的光明中消失了自己的乐恭彦烈士一样，是舍生忘死献身革命的贵州广大地下党员的光辉代表。
1931年11月，黄大陆在贵阳认识了曾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刘方岳。在刘方岳的影响下，黄大陆初步接触到马列主义，开始把眼光转向整个社会，跳出寻求个人出路的小圈子。1932年下半年，黄大陆任黔军二十五军第三师袁品文的参谋长。利用袁品文曾与我党有过联系，比较进步、开明的条件，黄大陆在军中刻苦研究各种政治观点，逐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934年秋，经邓止戈介绍，黄大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立志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党的事业。1934年9月，黔军二十五军一师师长何知重3次出面，邀请黄大陆就任该师少将参谋长。黄大陆借机介绍邓止戈到该师任参谋，地下党员缪正元也由另一渠道到师部电台工作。他们与派到该师的党员一道积极开展配合红军长征的活动。
红军一渡赤水后不久，该师被改编为国民党中央军一〇三师后，电台重新配置新密码。中央代表潘汉年秘密来到贵阳布置任务。黄大陆等人设法搞到新的电台密码、国民党军的贵州军用地图、国民党空军飞机联络暗号以及国民党军师职以上军官通讯代号等一批重要情报资料，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并为红军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黔军中弃暗投明、站到人民一边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阮俊臣在担任黔军二旅一营营长时，结识了四川省工委打入黔军内部从事军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刘斯贞，与之结拜为兄弟，受到了革命熏陶。后阮俊臣联系绿林武装石保川部在古宋参加暴动，加入由地下党员刘复初领导的南六游击队。红二、红六军团转战黔西北后，在贵州省工委的动员下，阮俊臣担任了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及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司令员等职。
陶树清，原为国民党中央军暂编五旅二团三营排长，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军官，早年与阮俊臣结识，后通过地下党联络员李淑和的关系，结识了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政委欧阳崇庭。阮俊臣、欧阳崇庭多次与陶树清谈话，讲解革命道理，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使陶树清看到了光明，接受了红军的主张，毅然决定在部队中策反。1936年5月10日，经过精心策划和深入的思想工作，暂编五旅二营、三营的300余名士兵在陶的率领下，宣布起义，与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会合，陶树清任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副司令员。1936年6月下旬，敌人调集强大兵力围剿先遣队，陶树清带领三支队一部在毕节七星关等地多次与三省会剿之敌遭遇，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对信仰的坚贞。
英雄儿女踊跃扩红
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贵州崎岖群山间承受着更多苦难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处于极度困难、挣扎求生、朝不保夕的绝境之中。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贵州各族人民怀着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义无反顾地为中国革命奉献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牺牲宝贵的生命。哪怕红军离开贵州以后，贵州仍然有一大批英雄儿女坚持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自1931年秋始，为抗租抗税、抗粮抗丁，黔东农民自发成立武装神兵团，与地主土豪作斗争，在德江、印江、沿河等地分布较广。神兵是带封建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自救组织，以信徒、宗族、地域等为纽带传播，组织化程度低，结构散乱，教规包括灭抽丁、灭征粮、灭捐税和禁烟、禁财、禁色和禁盗，斗争矛头直指国民党地方基层政权和土豪劣绅。
随着红军宣传工作的铺开，红军的影响不断扩大，红军为穷人、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德江、印江、沿河的2000多名神兵前往枫香溪投奔红三军，接受改编为黔东纵队。黔东神兵从封建迷信的农民武装，脱胎换骨变成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为扩散苏区、保卫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黔西市洪水镇红二军团六师临时指挥所旧址陈列馆
除神兵外，黔东苏区人民先后组建了40多支规模不一的地方游击队，协助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在建立游击队的基础上，先后建立起沿河、印江、德江、黔东和川黔边5个独立团，共2000余人。为了使地方武装更能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黔东纵队和各独立团合编为黔东独立师，木黄会师后正式编为红二军团六师第十八团。
据不完全统计，红三军（1934年5月至10月）在铜仁扩红5000余人；中央红军（1934年12月）在黔东南扩红400余人，在遵义（1935年1月至3月）扩红5500余人；红二、红六军团在石阡（1936年1月）扩红800余人，在毕节（1936年2月）扩红5000余人，在盘县（1936年3月）扩红700余人；红七军、红八军、中央红军主力及其作侧翼掩护的红九军团在贵州其他地域扩红2000余人，近2万名贵州各族英勇儿女踊跃参加红军。在腊子口战斗中立下奇功的苗族小战士“云贵川”就是贵州扩红新战士的杰出代表。
各族人民倾力奉献
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除了地下党员、红军战士、党的各种外围组织、真心跟我党走的各界代表人物外，贵州的广大普通群众也以朴素的判断，看清了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通过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千方百计帮助和支持红军。
红军进入黎平城
比如支援战斗。1930年，红七军由都江寨兵分三路挺进榕江县城。苗族头人打开两个哨卡大门，并派人带路。沿途各族群众大力支援、倾心帮助，有的撑船运送红军到都江渡口，有的帮助红军砍伐竹子绑云梯，有的把楼梯搬来攻城，有的妇女背着孩子来送水送饭，有的抬着门板随红军行动，冒着生命危险运送红军病伤员、掩埋烈士遗体，有的为红军带路、送情报，还有群众为红军修枪修炮等。各族群众的有力支援，极大地鼓舞了党和红军指战员的战斗意志，使得红军成功召开了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枫香溪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打赢了强渡乌江、娄山关大捷、遵义战役、四渡赤水等一系列重大战役战斗。
比如辅助后勤。红军转战进入贵州，由于很好地执行了民族政策，每到一处，各族人民体会到了红军和反动军队的本质不同，奔走相告，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沿途群众有的返回村寨纷纷请红军进屋，有的主动借锅子、鼎罐等炊具，有的为红军生火做饭，有的帮红军买料喂马，有的为红军筹粮、筹盐、筹款，有的为红军赶制服装、鞋袜，补充御寒衣物，有的为红军印刷文件、布告、宣传品。遇到难走的地方，群众还帮助开路架桥，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
比如帮助渡河。清水江等河岸区域，往往是贵州苗族、侗族等各族群众居住的地区，他们深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有强烈的反抗斗争情绪。红军到来后，他们积极为红军侦察水势，寻找有利渡口，收集船只，绑扎竹筏，运送门板，架设浮桥。在群众倾力帮助下，红六军团在剑河南家堡、锦屏等渡口处得以很快渡过清水江。还有茅台镇上的群众听说中央红军要渡河，船工主动送来盐船，帮助探测水深。红三军进入黔东的第一个沿河乌江渡口，船工多次往返摆渡红军，群众特将此渡口命名为“红军渡”。
比如救治伤员。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伤的红三军团十二团作战参谋孔宪权，胯骨被打断，伤口不能愈合，组织上只好将他安置在当地。后来孔宪权的伤口愈合了，但成了一个跛子，以烧瓦为生。当地群众知道他的来历，都乐于与他接近，他在群众中直接间接地进行秘密宣传。解放后，孔宪权参加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建设工作。遵义会议纪念馆建立后，他担任了第一任馆长。还有红六军团在困牛山战斗中付出重大牺牲，跳崖幸存红军陈世荣回忆说，当时被民团捉住要被杀，是当地农民舍命从民团手里把他们抢了出来。多名红军被群众收养，待伤病治好、体力恢复后，又赶路去寻找主力部队。有几名受伤红军被百姓抢救后留在当地，解放后这些失散红军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爱、群众的尊敬。
翻阅这些历史，追忆贵州各族人民在那段峥嵘岁月为中国革命的流血牺牲和无私贡献，正是为了牢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什么、要干什么、怎么干、为谁干的这个根本问题，继承和发扬优良革命传统，倍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共同谱写更加绚烂的中国式现代化贵州篇章。
（来源：天眼新闻）